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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代我們在氣候問題上犯了毀滅性的錯誤——但我們必須滿懷希望地走進2020年

        作者:Emily Chan 編輯:yijie.zhang 時間:2020年1月08日 內容來源:VOGUE時尚網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圖片庫   

        文章導讀

        2010年是當時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十年的末期,全球氣溫仍在上升。VOGUE時尚網回顧了過去10年是如何錯失應對危機的機會,以及一個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是如何著手改變這一局面的。

        根據美國宇航局(NASA)的數據,2010年是當時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與2005年相當。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十年的末期。自2014年以來,全球平均氣溫每年都在上升。與此同時,2019年11月發表的一份聯合國報告顯示,溫室氣體排放仍在增加。很明顯,我們還沒有取得所需的進展。

        “在過去的10年里,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變化科學教授科琳·勒奎雷(Corinne Le Quéré)評論道,他還補充說:“將全球變暖保持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攝氏度的目標(專家認為我們需要達到此目標以防止災難性后果)看起來越來越遙不可及。1.5攝氏度看起來非常困難。為應對氣候變化,排放量需要降至零,而實際上已經上升了近10%,我們沒有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隨著過去十年應對氣候危機的失敗變得越來越明顯,2019年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像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這樣的人希望我們能夠采取緊急行動解決這一問題,但這位瑞典活動家也坦言缺乏真正的進展。

        “革命尚未成功,因為我們唯一想看到的是實際的行動。”16歲的他在12月馬德里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說,“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如果從特定角度來看,我們什么也沒有取得。”

        科學家們反復發出的警告

        氣候變化絕非新的發現。比如1988年在美國國會上作證的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這樣的科學家,30多年來一直警告溫室氣體排放的危險。自那時以來,有許多重要研究強調了人類活動對全球氣溫上升的影響,包括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4年的一份報告稱:“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們觀察到的許多變化在幾十年至幾千年間是前所未有的。”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氣候科學中心副主任凱瑟琳·戴維斯·賴克(Katharine Davis Reich)評論說:“自從我們認識到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會導致全球變暖以來,每十年都是一個錯失的行動機會。時間越久,我們集體反應的不足就越明顯。”

        勒奎雷補充說:“30年來科學訊息在不斷重復一個聲音,而現在已經進入2020年,人們感到了沮喪,人們在想決策者何時才能清醒。”

        許多人認為2018年IPCC的報告是最終幫助傳遞信息的轉折點,因為該報告描述了氣候變化的“長期或不可逆轉的”影響。在這項研究中,專家警告說,我們必須在2030年前將排放量減少45%(與2010年的水平相比),以便將全球變暖限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1.5攝氏度的水平。“例如,全球變暖已經以熱浪、極端降雨和洪水等形式造成了影響,”勒奎雷評論道,“我們現在采取行動是刻不容緩的。”

        世界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

        為了有機會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我們需要世界領導人采取果斷行動。直到2015年,第一個主要的全球氣候承諾才以《巴黎協定》的形式出現。《巴黎協定》由195個國家簽署,其長期目標是將變暖限制在“遠低于”2攝氏度。但達成這一里程碑式協議的前幾年錯過了一個機會——2009年在哥本哈根曾試圖達成協議,但失敗了。

        盡管有《巴黎協定》,但大多數國家目前還沒有走上實現其目標的軌道。一份2017年的聯合國報告發現,即使他們達到目標,到2100年氣溫仍將上升3.2攝氏度。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決定美國——世界第二大排放國退出協議,這是又一個重大打擊。去年12月在馬德里舉行的第25屆氣候變化大會強調了世界各國領導人在過去十年中的集體無所作為,與會代表未能就增加他們在氣候問題上的目標達成一致。

        為什么政治家們行動如此遲緩?賴克說:“科學家可以和決策者討論,直到令他們臉色發青,但事實是決策者不會在沒有選民壓力的情況下行動。如果我們廣大公民沒有通過投票、給我們的代表打電話發信息,以及通過其他直接和間接的行動來行使我們的政治權力,我們就不會得到我們需要的變革。”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效應

        2018年8月,當時15歲的桑伯格開始關注氣候,原因是世界未能根據科學家的警告采取行動。“一旦你完全理解了氣候危機,你就不能不理解它。你必須做點什么,”她在7月份告訴VOGUE時尚網,“我在想:‘為什么什么都沒發生?為什么沒人做點什么?’。”

        桑伯格在瑞典議會外的單獨罷課很快演變成了全球學校罷課運動,被稱為未來星期五。全球100多個國家的160萬年輕人舉行了抗議。與此同時,這位少年在2018年和2019年的聯合國氣候會議上會見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并在橫渡大西洋后于2019年9月向國會發表了一篇扣人心弦的演講。

        結合“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等其他運動組織的工作(目前據估計,該組織在全球擁有485個分支機構),桑伯格的影響力是驚人的。“格蕾塔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兒童積極分子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薩拉·阿諾德(Sara Arnold)說。她是“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的一名成員,也是時尚租賃公司Higher Studio的創始人。“如果說在這十年結束時有一線光明的話,那就是政治家的失敗意味著激進主義者以非常有力的方式聚集在一起。”

        2020年采取緊急行動的必要性

        盡管過去十年在應對氣候危機方面錯失了良機,但現在世界采取行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阿諾德說,“如果我們要滿足碳排放量減少的趨勢,就需要在2020年開始減少,否則就太晚了。現在不行動就永遠沒有機會。”

        這要求政治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動,并立法讓污染行業也這樣做。“行動需要適當的規模,這需要政府的大量領導,”勒奎雷評論道,“政府可以幫助這些行業遠離化石燃料。比如我們要從汽油車轉向電動車,那么我們就真的必須培育市場。”

        氣候危機的一些影響將是不可逆轉的。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從2010年代發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訓。賴克補充說:“現在要保持我們過去所認知氣候水平已經太晚了。我們現在的選擇是,我們希望它變得有多糟糕?如果我們想平衡這些變化,并使它們保持在我們能夠適應的水平,那么我們必須盡快采取嚴肅的行動。我非常希望我們作為一個物種能夠傾聽孩子們的心聲,并采取行動保護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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